我们70后那代人，肚子里好像都住着一只专偷土豆的馋虫。我的那只，尤其不安分。说起“土豆”它不金贵，灰扑扑，土疙瘩一样堆在墙角，可在我眼里，却闪着别样的光。

最妙的吃法要数扣盆烤。但一般要等到吃过晚饭，入冬放假后家里就吃两顿饭了，母亲每天饭后要去姥姥家一趟，我每次都会乖乖的告诉她，在家烧水、看炉子，母亲欣然接受。

看着母亲穿好出门，座在炕上玩的我心思全在厨房，便飞也似的穿上鞋，直奔墙角的土豆袋子，拿出四五个不大不小的也不管有没有泥捧在怀里，一手将水壶拎起来放在地上，把几个土豆放在烧得通红的炉盖上，拿起装煤的盆，不管里面有多少煤一股脑的全部倒在地上，将几个土豆扣住，然后慢悠悠回到炕上等着土豆熟。

先是寂静，只有炉火的嗡嗡低吟。渐渐地，盆底开始有极轻微的“毕剥”声，像遥远的鼓点。再过一会儿，一丝焦香，便狡猾地从盆沿儿的缝隙里钻出来，那是一种干烈的、带着泥土被炙烤后特有芬芳的香气，直往鼻子里钻。判断火候全凭直觉与焦香的程度。估摸着差不多了，用炉钩子和煤铲配合将盆掀开放地上——那土豆已变了模样，底部焦黑焦黑上面金黄，用炉钩子敲掉下面的黑灰，拨弄到盆里，也顾不得脏和烫，拿出一个两手飞快倒腾着，掰开后一股白气“噗”地涌出，里面沙瓤金黄，香气喷鼻。蹲在地上，满足的吃着，有时母亲或父亲正巧碰到，“又偷吃土豆，瞅你那脸，”我红着脸嘿嘿一笑。

冬天做饭、烧炕，又是另一番天地。豆秸火是极好的燃料，金黄的秸秆，一点就着，趁母亲在灶台上忙乎，帮忙烧柴的我便偷偷将土豆埋进那蓬松滚烫的灰烬里，埋在将熄未熄的、通红的豆秸灰中。这需要耐心，火焰熄了，热闹散了，只有灰烬保持着持久的、深邃的热。过一阵子，用烧火棍去拨拉，总能扒拉出一两个黑乎乎的“地雷”。外皮硬得像壳，敲开了，里面的瓤却金黄糯软，浸润了豆秸特有的、清甜的烟气，比炉火烤的，别有一种野趣。当然，也常有失手的时候。火候过了，便只剩一坨焦炭；火候不及，便是夹生的硬心。最怕的是被母亲发现——她眼睛尖得很，能从灰烬的形状看出端倪。“又偷烧土豆？火星子迸出来烧了衣裳咋整！”话音未落，我早已泥鳅般溜出厨房，只剩她带着笑意的嗔怪在热气里回荡。

这些“偷”来的吃食，味道总是格外的好。如今，土豆随时可得，煎炒烹炸，花样百出。可不知怎的，总觉得那味道里，少了点灵魂。少了那股烟熏火燎的仓促，也少了那个在炉火与灶膛间，为一个灰扑扑的土疙瘩而心神不定的、馋嘴的童年。

或许，我爱的从来不只是土豆。我爱的是那段清贫岁月里，自己给自己的那一点点烫手的、带着焦香的盼头。那口“偷”来的滋味，至今仍在记忆的角落里，袅袅地冒着勾人的香气。